2020年8月5日，在经历了上映日期的数次推迟之后，迪士尼出品的影片《花木兰》宣布将于9月4日在迪士尼旗下的流媒体平台Disney+上线。Disney+订阅用户需要额外支付29.99美元以获得48小时的观看权限。在网友诟病租赁费用昂贵的同时，法国一家影院的老板愤怒地砸毁了影院里的《花木兰》海报。他的愤怒折射了因疫情而停摆的影院对这部年度大片给予的厚望以及被“抛弃”后的绝望，也揭示了2020年上半年，实体院线遭遇的新冠疫情和“流感”(流媒体冲击)的双重冲击。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给全球影业按下了暂停键。迪士尼陆续关闭了实景娱乐场所;《阿凡达2》《黑客帝国4》等重大项目的拍摄制作被叫停;已经制作完成的影片上映遥遥无期;好莱坞电影公司的股价连连下跌，即便是实力雄厚的迪士尼，2020财年第三季度都亏损了近50亿美元。连头部公司都难以为继，不少中小型电影公司、影院更是陆续倒闭。Screen Rant网站撰文断言，新冠疫情之后，好莱坞将不会回到原来的样子。这并非危言耸听，疫情期间，全球电影产业确实经历了一场剧烈的震荡。

　　根据Omdia的调查显示，4月中旬，全球96%的影院银幕未被使用。院线关门后，好莱坞迅速面对新的现实状况，转向流媒体平台寻求转机。3月，环球影业将三部新片以PVOD(Premiumvideo-on-demand，即高端付费点播)的模式在流媒体平台发行，这一大胆的决定激怒了寒冬中的传统院线。AMC院线随即表示，在美国、欧洲及中东的影院将不再放映环球公司的任何影片。尽管如此，4月底，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宣布修改奥斯卡参赛资格规定，不再将影片在洛杉矶地区影院上映作为参选要求。这是奥斯卡有史以来首次允许线上放映影片获得报名资格。而在中国，疫情的突然爆发逼得一众贺岁档大片在最后关头纷纷撤档。唯有《囧妈》于大年初一在抖音、今日头条和西瓜视频首映，引起业界一片讨伐。几天后，原定情人节上映的《肥龙过江》提档至2月1日在爱奇艺进行超前点映。

　　疫情带来的“新社交距离”催生了“宅家”娱乐模式和休闲文化。在此背景下，流媒体平台快速发展。2020年第一季度，Netflix新增用户1500万，创下了近几年来的新纪录。截止6月底，Netflix在全球的用户总数达到1.93亿。Disney+虽然从2019年11月才正式上线，但由于疫情的关系，半年时间内就获得了5000万订阅用户。苹果旗下的Apple TV+在疫情期间，家庭平均播放时间也获得了51%的大幅增长。疫情期间，国内流媒体平台付费金额与订阅人数也涨势凶猛。爱奇艺第一季度新增用户1200万，腾讯视频的会员规模也在第一季度达到了1.12亿。值得注意的是，国内流媒体平台已逐渐打破“爱优腾”(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三足鼎立的格局，新兴流媒体平台也在疫情期间得到同样的发展机会。7月31日，定位“互联网创新全文娱服务平台”的猫眼推出了“猫眼放映厅”的全新板块，联合视频平台、版权方等合作伙伴，通过单片付费、拼团点播的方式，开创网络效应下的拼团点播分账新模式。这样一来，猫眼服务院线电影的链条就从映前、映中拉伸至院线窗口期后的线上流播阶段。

　　但在这里必须明确的一点是，本文主要关注与讨论的是传统影院放映模式与流媒体平台播映模式的竞争关系，即电影的放映(screening)模式和流播(streaming)的模式，而不涉及由互联网视听产业生产制作的，专供网络传播的影视内容，也就是一般俗称的网络电影。

　　事实上，传统院线与流媒体平台的竞争早已有之，只是疫情加速了电影发行模式的转变。PVOD模式在2017年就已诞生，影院经济进入瓶颈期，好莱坞大公司开始寻找新的发行选择。到了2019年，好莱坞的头部公司都布局了自己的流媒体业务：迪士尼建立了Disney+、Hulu、ESPN+矩阵;华纳推出了HBO Max;环球影业上线了Peacock。而反观传统院线，其实在疫情前就已经出现了经营困境。根据L.E.K2018年的一份咨询报告显示，在数字供应商涉足影片发行前，不断攀升的票价和持续支出压力就已经令欧美的实体电影放映业不堪重负，而疫情造成的停摆使传统院线的境遇更加雪上加霜。而制片公司和发行公司方面，数月的产业瘫痪造成了巨大的债务和现金流断裂，迫使它们转向流媒体以期更快地回笼资金。

　　上文提到的环球公司与AMC院线的纷争，在数月后终于尘埃落定。双方达成协议，将院线窗口期从90天缩短至17天，相应的，AMC院线也将获得环球的电影在线上点播收益的10%作为分成。在此之前，影片必须在影院首映的三个月后才能在家庭娱乐平台上线。这次的“17天窗口期革命”被认为行业分析师认为是娱乐产业的“分水岭时刻”，将彻底改变电影业，它不仅会影响观众的观看方式、电影公司的盈利方式，还会影响电影的制作方式。尽管有许多分析认为这份协议揭示了疫情将影院推到了绝境而失去了协商资本，但也有一些乐观的观点认为，缩短窗口期对院线的经济效益并没有产生太大影响，也不会颠覆院线未来的发行地位。17天窗口期恰好包含了首周末三天和完整的次周、第三周，而一般而言，17天后大部分影片都会面临排片量缩减或濒临下线的情况，因此17天是一个市场节点。移动电影院CEO高群耀在2020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论坛上提出，在“双疫冲击”(疫情+流媒体)之下，传统实体院线的出路应该是线上线下一体化的“超级影院”模式，即院线在拥有实体影院的同时，也拥有线上电影院，以服务于对观影时间、空间有不同需求的用户。

　　那么，对片方和观众而言，流播是否可以完全取代传播的放映呢?毋庸置疑，流播为影片发行提供了更多的路径，但流播的盈利存在不确定性，租赁定价容易引起争议。正常情况下，影院放映前三周的票房仍是片方的收益的大头，何况疫情结束后，“宅家娱乐”的消费方式是否会发生改变，这些都是目前难以预判的。对观众而言，流播带来了自由和便利，可以满足多元需求和个性化的选择，花一份租赁费用可以同时与家人、朋友一起观看，确实具有很大的优势。但L.E.K的调查显示，超宽屏、活动旋转座椅、高品质环绕声音系统等技术因素仍是吸引观众进入影院的原因。

　　所以，在“疫情”和“流感”之后，传统的实体影院会消失吗?或许我们可以从历史中找到答案。20世纪50年代初，电视在西方社会的普及就曾给影院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可以足不出户在家得到娱乐，影院的上座率日趋下降。然而当时的好莱坞，错误地理解了这场竞争，没有认识到电视的真正竞争对手是影院而非电影本身。电影公司纷纷对电视台进行封锁，宁可将电影拷贝锁紧库房也不愿卖给电视台。另一方面，又针对电视的局限性，将银幕越做越大，电影中的色情、暴力内容越来越多，结果好莱坞陷入了一段十几年的低谷时期，更一度被称为“夕阳产业”，引发“电影会死吗?”反倒是电视台因为缺乏播出内容，而开始着力培养自己的创作力量。

　　尽管这场电视与影院的竞争被好莱坞一度带偏了方向，但最终，影院并没有因为电视的普及而消失，影院所提供的观影体验也没有被电视以及后来出现的VHS、DVD等家庭观影方式所替代。回望历史，可以发现影院是伴随着电影的发展而逐渐生成的产物。以中国电影的发源地上海为例，电影最初引进上海时，是作为戏曲、杂耍表演的暖场或余兴节目，且并没有固定的、专门的放映空间，只是“寄居”在园林、戏园、茶楼等中国传统的娱乐休闲场所。直到1908年，西班牙商人雷玛斯建造了人称“铁房子”的虹口活动影戏园后，上海才有了第一家专门性的电影院，电影才摆脱了依附于传统娱乐场所的寄生状态和附庸地位，逐渐开始拥有独立固定的场所和持续公映的片源，也慢慢培养出一批稳定的观影群体。渐渐地，去影院看电影成为了一种摩登时尚的都市生活方式，“谈上海 生活的人，如果没有在北四川路上用过前，看过影戏，喝过咖啡，未免是美中的不足。”去电影院成为了一种新的社会仪式。正如法国学者洛朗·克勒通所说的，电影从零散传播变成了“一种制度组织，一种以自身的大中型而获得优势的文化活动，一种社会集会生活的象征场所”。

　　这不禁让我联想到2020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宣传短片。两个男人抬着一面巨大的镜子走进一片树林，他们将镜子倚靠在树干上，躺下小憩。未曾想，形形色色的人们被镜子吸引，缓缓走来，驻足凝视。无论是画外的对白，还是画内的构图、造型、黑白影调，都在向一些经典电影致敬：《两个男人和一个衣柜》《闪灵》《去年在马里昂巴德》《水浇园丁》《情书》《雾中风景》……最后，屏幕上缓缓打出三行字：“你凝视光，你就是光。与电影重逢。”这支宣传片直观地呈现了电影观看的特殊性——聚集性、公共性、身体性、空间性。正如学者常江所说的，流媒体表面上搭建了文化网络，但实际上居于网络终端的受众如同一座认知孤岛，无法像在影院中那样讲自己的观看方式嵌入具体的生活情境，也不具备在公共空间中与其他人进行讨论和共情的物质条件。流媒体电影文化可能扼杀电影作为公共文化的独特价值，即在审美、道德和价值观上凝聚社会共识。这或许解释了为何后疫情时期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仍旧一票难求，高难度的云抢票、酷暑天佩戴口罩、体温监测和出示绿码等入场手续都没有阻挡观众的热情。

　　而从观影体验来说，与流播相比，在影院观看电影，除了可以获得更为震撼的视听体验外，更重要的是一种内在性的体验。吴冠军认为在流媒体平台“刷剧”和在影院观影的重要区别在于状态的截然不同——前者处于日常状态中，且可以随时从屏幕世界中摆脱出来处理日常事务;而后者在规定时间内被限定在固定位置，在影院这个时间-空间装置内处于电影状态中，与现实世界彻底隔开。无怪乎2019年10月Netflix在测试版本中推出倍速播放时，会引起了好莱坞的强烈抵制。流媒体先是移除了电影的空间性，继而又消弭了其时间性，电影与长视频的界限将越来越模糊。

　　不可否认，流媒体技术不仅仅会影响电影的发行模式，甚至会影响整个电影业的生态。尽管大卫·林奇、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克里斯托弗·诺兰等一众大导演强硬地抵抗流媒体电影并固执地捍卫传统影院，但Netflix在2019年正式成为美国电影协会会员，就证明了流媒体公司已经获得了“参与美国电影业态塑造和决策的权力”。吴冠军则认为电影放弃影院而转向流媒体平台后，影片会为了吸聚观者注意力而变得越来越盛景化，某种意义上会开启一种“后电影状态”。常江也认为，流媒体技术将从美学、产业、文化等维度改变电影，流媒体的内容生产和营销将完全基于大数据，在创作上更趋向现实主义而构成对好莱坞式“幻想传统”的制衡。但这些讨论已超出本文对传统影院放映模式和流媒体播放模式的关注，而进入了流媒体电影或网络电影的范畴，故在此不再展开探讨。

　　疫情和“流感”的夹击，令传统的实体影院危机重重。显然，流媒体技术的发展及其对电影业的参会和影响是无法也不应当被阻止的，而影院的消极抵抗并不会能帮助其走出困境。如前文所述，影院几乎是伴随着电影的诞生而诞生的，一百多年来，传统的影院观影模式经历了许多技术革新带来的挑战，但其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和不可替代性。在当下，如何与流媒体互生共存，化危为机，是实体影院必须思考的命题。